改革開放后首位受到刑事追究的正部級干部——原云南省省長李嘉廷受賄案始末

時間:2014-03-28 來源:新京報 作者:韓嘉毅 瀏覽: 打印 字號:T|T



在辦理刑事案件的過程中,辯護律師經?;嵊齙街釗紓喊彀溉嗽碧炔?,會見難、閱卷難,舉證受到限制、質證受到限制、庭審發言受限制等問題,甚至在庭審中還會發生被告人、辯護人受到訓斥、遭受人身攻擊、威脅等更為嚴重的問題。但或許是因為本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總局親自立案偵查,或許是因為李嘉廷畢竟原來是正部級的領導,在本案辯護過程中,這些常見的問題都沒有發生。被告人和辯護律師都受到了文明的禮遇??梢運嫡饈且淮臥諳中興咚咸逯葡?,我所經歷過的最為和諧的辯護。
古語有云:徒法不足以自行。這說明良好的立法理念的實現,離不開執行法律這個環節。筆者認為,在現行法律制度下,如果司法人員不去領會法律條文背后的立法原意,而是機械地依照法律條文的規定辦案,人權?;ず統絳蜆牧⒎ɡ砟罹突崧淇?,就不能稱之為依法辦案。通過對本案的介紹,筆者希望將自己對依法辦案的理解告訴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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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傳真

2001年,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法治建設歷史上,發生了一件最具有影響力、震撼力的案件,第一位身為現職正部級的高級干部——原云南省省長李嘉廷因涉嫌犯罪受到刑事追究。作為一個西南偏遠地區省份的省長,其知名度遠不如一些直轄市、沿海發達省份的同級領導。但是由于云南昆明世博會的成功舉辦,通過中央電視臺的直播報道,使這位個子不高、但格外精明干練的云南省省長——世博會的主要負責人,在一夜間成了眾多國民都知曉的知名省長。也正因為如此,有關他涉嫌犯罪受到刑事追究的報道也就成了當年最具爆炸性的新聞。
李嘉廷于1944年4月出生在云南哀牢山脈紅河大峽谷的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縣。他曾是家鄉人的驕傲——1963年,19歲的李嘉廷走出大山,作為石屏縣第一位考取清華大學的“彝族娃”走進北京。1968年,李嘉廷從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器制造專業畢業,響應“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號召,被分配到東北重工業基地哈爾濱。自1983年起,李嘉廷先后歷任黑龍江省工交(工業和交通)政治部辦公室副主任、黑龍江省經委辦公室副主任、經委副主任,哈爾濱市委副書記、市長,省長助理。1992年11月,在闊別故里近30年后,李嘉廷被選為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于1993年起任云南省副省長,1995年8月當選為云南省委副書記,1998年1月起任云南省省長。
2001年6月,李嘉廷辭去云南省省長職務。

2001年9月26日,中央紀委常委會議研究認為,李嘉廷身為黨員領導干部,利用職權收受賄賂,為兒子和情婦謀取非法利益,違紀數額巨大,情節嚴重,所造成的社會和政治影響十分惡劣。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試行)》的有關規定,中央紀委常委會議建議,撤銷李嘉廷中共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職務,給予其開除黨籍處分;建議由監察部報經國務院給予其行政開除處分;鑒于李嘉廷的問題已涉嫌觸犯刑律,建議司法機關對其依法處理。

同日,李嘉廷即因涉嫌受賄罪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01年10月10日,被批準逮捕。案件經最高人民檢察院偵查終結后,移送到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最后移交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訴。

檢察機關指控,李嘉廷從1994年上半年至2000年7月,在擔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副書記、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省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分別為十人謀取利益,先后 三十次伙同其子李勃(另案處理)或單獨收受他人賄賂,主要包括:
一、接受香港煥德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榮的請托,為其出口香煙及與云南省石油公司合作提供幫助,于1994年上半年至2000年1月期間,伙同李勃或單獨8次非法收受楊榮給予的人民幣50萬元、港幣643萬元、1000美元。

二、接受云南俊發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俊的請托,在開發昆明螺螄灣市場改造和園林住宅小區項目過程中,為其提供幫助,于1997年5月、1998年10月伙同李勃兩次非法收受李俊給予的人民幣950萬元。

三、接受云南省人民政府駐北京辦事處副主任葛建輝和其弟葛景輝請托,為葛建輝職務調動提供幫助,于1994年9月、1995年底兩次非法收受葛建輝委托其弟給予的1.2萬美元。

四、接受昆明建華企業集團董事長舒建請托,為其獲取銀行貸款提供幫助,于1995年春節前至1999年春節前,4次非法收受舒建給予的3.5萬美元。
五、接受昆明偉事達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偉請托,為其獲取拆遷工程房款提供幫助,于1996年春節前和1999年春節前兩次非法收受王偉給予的15萬美元。
六、接受云南省人和實業集團總裁和麗偉請托,為其變更藥品經營合格證提供幫助,于1996年3月非法收受和麗偉給予的人民幣6萬元。
七、接受昆明百貨大樓(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新元請托,為該公司獲得黃金首飾加工批發權、修建過街天橋提供幫助,于1996年4月非法收受吳新元給予的人民幣 5萬元。
八、接受昆明佳達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鄒麗佳請托,在建設昆明佳華廣場及合作成立昆明沃爾瑪公司過程中,為其提供幫助,于1996年9月至2000年7月,3次非法收受鄒麗佳給予的人民幣10萬元、港幣6萬元、1萬美元。
九、接受原中國工商銀行云南省分行副行長李忠平請托,為其升任行長提供幫助,于1996年12月至1999年1月,5次非法收受李忠平給予的人民幣2萬元、美金1.2萬元、日元20萬元。

十、接受香港金時利集團公司董事長李鎮桂請托,為其與他人合作在柬埔寨開辦煙廠提供幫助,于1997年上半年、2000年6月,兩次非法收受李鎮桂給予的1.1萬美元。

綜上,被告人李嘉廷伙同李勃或單獨收受賄賂款人民幣1038萬元、港幣649萬元、美元9.1萬元、日元20萬元,折合人民幣共計18,105 323.75元。

檢察機關在起訴中也指出,案發后,被告人李嘉廷向檢察機關揭發了他人的犯罪事實,已有部分查證屬實;同時他還提供了重要線索,使檢察機關得以偵破多起案件。

檢察機關認為李嘉廷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數額巨大,情節特別嚴重,嚴重破壞了國家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其行為構成受賄罪。
2003年5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李嘉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一審判決結果宣布后,李嘉廷向律師進行了咨詢,提出了上訴。在上訴過程中,李嘉廷表示對一審判決認定的罪名不再爭辯,但希望二審法院能夠考慮其為社會做出的貢獻和犯罪后的悔罪表現,從輕量刑,同時更希望二審法院能夠寬大處理自己的兒子,給他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這樣他內心對孩子的愧疚或許也會稍微減輕一點。
2003年6月20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李嘉廷受賄一案做出終審裁定,維持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李嘉廷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一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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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紀實

現在回顧辦理此案的過程,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所有的承辦機關和經辦人員,都能透過法律條文本身的規定、正確領會立法原意,而不是機械地執行法律的規定,使被告人的辯護權得到了充分保障和實現。

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總局對李嘉廷案件進行立案偵查后,京都律師事務所于2002年3月接受了李嘉廷家人的委托,開始承辦這一非同尋常的案件。一直到開庭審理前,我先后數次到秦城監獄會見在押的當事人(李嘉廷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盎峒選北糾詞鍬墑Π燉硇淌鹵緇ひ滴裰兇釵<奈侍?,依據我以往的辦案經驗,越是被群眾和媒體廣為關注的案件,“會見難”的問題就越為突出,但在辦理李嘉廷案件的過程中,這種情況卻始終沒有發生。

在偵查階段,我每次向偵查機關提出會見的要求后,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總局的承辦人都很快地予以安排。雖然有時也會趕上承辦人員出差或不在的情況,但是與他同一辦公室的人,在接到我的電話后,會與承辦人進行聯系,我也總能很快接到承辦人員打回的電話,一方面進行解釋,另一方面與我商量能不能在他回京后約好時間去會見。在承辦人員回到北京后,都能主動打電話跟我聯系、商量具體的會見時間。其他階段的會見就更是簡單了,只要提前給秦城監獄打個電話問問有沒有特殊事由,就可以直接去會見了。監獄不同于看守所,經?;嵊幸恍┍冉咸厥獾幕疃?,我們打電話不是因為會見要申請和批準,而是怕與監管機關的其他行政事務沖突。

關押李嘉廷的秦城監獄應該是公安部唯一的一所直屬監獄,也是中國最著名的監獄,位于北京市昌平區的小湯山地區。除了本案以外,我辦理的其他案件的當事人也有被羈押于此的,所以我對這里比較熟悉。在我從業至今所去過的幾十座羈押場所中,無論是從外部的自然環境、還是從監管人員的辦事態度來看,秦城監獄都堪稱模范。在這里辦案,律師先要提前通過電話與接待人員聯系好,接待人員會告訴律師什么時間方便、帶好什么文件,他們友好、平等地對待要會見的律師,律師不會擔心見不到自己的委托人。進入監區看到的是周圍綠樹掩映,山嶺疊翠,院中遍地青草和成排的果樹林,要不是周圍有高大的圍墻和持槍峙立的武警戰士,簡直感覺進入了別墅區。所以,在此辦案律師不會因為要去看守所會見而感到頭痛。
秦城監獄經常用于會見的房間有兩個,每次去那里都是干干凈凈的,不像大多數羈押機關提供給律師會見的房間,總是有厚厚的塵土。其中較小的房間大約有十五平方米左右,四圍擺有黑色的沙發,沙發之間有一兩個小茶幾。通常情況下,律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承辦機關人員或監管人員都是隨便坐在沙發上進行交流。另一個較大的用于會見的房間,中間被一張長條桌子隔開,犯罪嫌疑人和律師分別從不同的門進到房間,相對而坐。這里沒有隔離玻璃、沒有鐵絲網、更不需要對講電話,不會因為簽署文件、閱讀文件而費盡周折。當然,這與有關國際公約的標準——監管人員只能在“看得到而聽不到”的距離相比,還差的很遠,但是相比普遍流行的設置隔離措施的做法好多了。
在秦城監獄,被告人可以帶著紙和筆、端著水杯會見自己的律師,當然也可以在會見的過程中向監管人員提出要紙筆或者喝水的要求,甚至是添加衣服、打開空調或者上廁所的要求。對于被告人的提問,辯護人可以從實體到程序進行充分地講解。對訴訟文件,被告人也有充分的時間進行閱讀、理解和咨詢?;峒討?,在場的監管人員、承辦機關人員不會無端打斷、干擾律師和自己當事人的交流,只有在談及生活、身體狀況時,偶爾會插話介紹些情況或開開玩笑。此時他們的作用更多的是實現保障會見的職責。
2003年4月9至10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了李嘉廷受賄案??デ?,實際上控、辯、審三方都希望就程序問題進行必要的交流,于是辯護人主動同合議庭進行聯系,約好了時間同合議庭成員進行了會面。在交流過程中,法官知道被告人已經閱讀了主要的案卷材料,并且對大部分的證據沒有異議,不需要逐一辨認證據,于是決定庭審時控方不必要將全部證據完整宣讀;根據被告人的要求,選擇重點證據進行辨認即可,這樣就可以大大提高庭審的效率;根據案件情況,共同決定按照起訴書的順序逐筆進行審理;安排開庭時間、每天開庭的大概進程。法庭還提前了解辯護人有無重要的影響定性、量刑的證據;了解被告人的身體情況,以及有無其他特殊要求等等。當然雙方還會談到是否存在審判人員回避的問題;被告人、辯護人是否要提出變更管轄的問題;被告人、辯護人是否要提出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被告人、辯護人是否要提出法庭重新鑒定、調取證據的問題;對適用公開審理有何異議的問題等等。雖然目前我們的法律并沒有規定這種開庭前的預審程序,或者叫庭前整理程序,但是這樣的交流活動經常發生在我們的司法實踐中,被告人、辯護人的相關申請也基本是提前向法庭提出。這是我們目前立法沒有十分明確規定的問題,但是應當依靠依法辦案理念加以解決的問題,因為它能有效地保證庭審活動的順暢、高效進行,避免了分歧、沖突。

庭審時,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的一位副檢察長率領三位檢察官出庭公訴。其間法庭就檢察機關的指控逐項進行了質證、辯論,雖然很多重要證人沒有出庭,但法庭播放了證人作證的影像資料,盡管這樣仍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全面質證,但被告人本人對證人證言均無異議時,此種方式能夠為被告人和辯護人接受(這樣的操作也是目前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但應當說是可行的、經濟的方案)。在整個庭審過程中,控辯雙方沒有劍拔弩張的架勢,控方的舉證非常充分,公訴人對被告人的發問也非常文明得體??胤膠頭ㄍト險嫣×吮緇し降謀緇ひ餳?,對辯護人的辯護意見,公訴人與辯護人進行了辯論,提出了反對意見,庭審活動是在平和、主動、充分的氛圍下開展的。關于證據的認定、法律事實的認定、行為性質的認定等等許多方面的問題,雙方都能夠從實踐到理論、再從理論回到實踐,充分地展開辯論。這與一些法庭對律師的庭審活動進行限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是有了時間和空間的保證,控辯雙方的意見和觀點才能充分展現,辯護律師的作用才能得以體現??梢運滴頤槍餐瓿閃艘淮甕暾耐ド蠡疃?。

除了審判活動本身外,庭審過程中的許多細節安排也使法庭審判變得更人性化。比如說在上午和下午都安排了中間休息時間,為被告人準備了飲用水,中午的休息時間為辯護人提供快餐和休息的房間。尤其是在庭審活動結束后,經辯護人的提議,法庭允許辯護人同被告人進行了短暫的單獨交流。

縱觀整個法庭審判的過程,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法庭在許多細節上的安排,處處都是從有益于審判活動的順利進行著想。這其中的許多安排,我們無法在具體法律條文里找到相關規定,但是我始終認為這些做法是合理的,也是符合立法原意的。這才是嚴格意義上的依法辦案。
在此,筆者還想特別介紹兩次在秦城監獄會見其他被告人的經歷。因為這是我執業生涯中唯一的、在其他羈押機關從未遇到過的經歷,從中我們可以進一步體會依法辦案的真正含義。
一、電話通知律師被告人需要會見的經歷
按照目前的我們國家的法律規定,嫌疑人、被告人除了可以同聘請的律師會見外,還可以與辯護律師進行通信。然而在實踐中,真正能夠開展通訊的情況幾乎是不存在的。雖然我遇到過個別看守所允許被羈押人給律師寫出明信片的情況,但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從沒有直接接到監管人員給律師打電話,通知律師當事人想要會見的情況。在秦城監獄辦理案件時,我終于遇到了一次。按照西方許多國家的規定,被羈押人可以隨時要求會見自己聘請的律師或法律援助律師,羈押機關需要隨時提供電話給被羈押的人,以便他們給任何律師打電話咨詢。甚至為了被羈押人方便,特意在羈押機關的墻上到處張貼著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電話。與此相比,我們的法律只是簡單的規定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與律師通信,并沒有對如何具體操作做出規定,于是在司法環節上就變成了沒有通信聯系的情況了。所以在現階段,監管人員能夠主動通知律師當事人要求會見,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這才是符合立法精神的、是真正意義的依法辦案。
二、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允許辯護律師與想要進行申訴的已決犯會見的經歷
另一次是我接受了在秦城監獄羈押的一名已決犯的聘請,作為其不服終審判決申訴案件的代理人,提出會見申請的情形。由于全國的監獄統一歸司法部領導,公安部對此種情況沒有任何具體的規定,于是監管人員為了搞清楚其中有沒有禁止的規定,直接向管理監獄系統的主管機關司法部進行了咨詢,司法部監獄管理部門也是為了慎重起見,又問到全國律師協會是否有行業協會的特殊規定。當然這種問題最終也會問到全國律協刑事業務委員會的幾個委員身上。在得到完全肯定的答復后,監管人員通知我可以進行會見。類似的情況我在其他監獄也遇到過,往往都是因為不清楚有沒有相關規定,所以簡單的答復律師不允許會見。所以,在此情況下代理當事人申訴也是不可能實現的。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是有明確法律規定的,然而司法機關的具體承辦人員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對待律師的請求,能否及時對律師提出的請求做出回應,法律并沒有具體的規定,所以在此情況下簡單的、機械的依據是否有明確的法律條文規定來處理案件,依法辦案顯然不能實現而輪為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