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漢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一審辯護詞

時間:2015-09-06 來源: 作者: 瀏覽: 打印 字號:T|T
審判長、審判員:
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劉漢的委托,指派我作為其一審辯護人參加訴訟,辯護人庭前會見了劉漢,查閱了全部案卷材料,現結合庭審情況和在案證據材料,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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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辯護意見分為三部分,首先是對公訴人公訴詞的回應,其次按照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和九條人命案分別進行論述,其余各罪由張律師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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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對公訴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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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對公訴人發表的公訴詞談三點意見。
首先說公訴詞里稱劉漢組織地下武裝。辯護人聽完以后,立刻就想到,開庭前的2月20日,有一篇大作,題目是《國法如天》,提到了地下武裝、第二組織部長。姑且不談這篇文章在法庭開庭前發表,造成國內重大影響是否合適的問題,辯護人只是想,它畢竟是一篇報告文學,不是新聞報道,它可以在文學的海洋里任意揮灑,但是在莊嚴的法庭上,我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要有證據的,是要對法庭、對法律、對當事人負責的。什么叫地下武裝?地下武裝是有人為了一定的目的,采取相應的方式,組建的一個擁有相當武器和規模的隊伍。綜觀本案,雖然出示了那么多的槍、子彈,但它是有人、有意識的組織的嗎?它只是8個當事人,為了自己的目的,有的是為了抵債,有的是領導向他推銷,不得不買,有的是喜歡,當然個別也有拿來進行犯罪,可是大部分是出于個人喜歡,個人秘密進行的一個獨立行為,完全稱不上地下武裝。辯護人再次申明,在莊嚴的法庭上,我們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要有充分的證據支持,要抱著對法律高度負責、對黨高度負責的態度。
其次,公訴詞稱劉漢“騙取政治光環”。劉漢今天成了被告人,被控罪惡滔天,那么他過去的一些政治上的榮譽就成了騙取,這種認識符合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嗎?現在還是法庭審理狀態,他到底是否涉黑、到底是否涉及九條命案,還有待于法庭的確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把他說得一無是處,說他騙取政治光環,辯護人認為是不嚴肅、不合適的。他是兩屆省政協常委,這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一個政治上的榮譽,難道我們的四川省政協就不經過任何審查,就這樣被一個罪惡滔天的人所蒙騙嗎?還有,他被四川省政府評為四川省十佳民營企業,難道四川省政府也對他們進行評定的榮譽不負責任、隨便授予一個黑老大嗎?還有,他被廣大網民評為四川省改革開放30年十大標志性人物,這是廣大的網民投票評定出來的,這些都是騙得的嗎?我們一定要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尊重民意,向法庭高度負責。
再次,公訴詞提到打掉了劉漢這個在四川盤踞20年的黑社會組織,揭開了平安中國的重要篇章。后段話辯護人贊同,平安中國不但是公訴人的中國夢,也是我們辯護人和所有人的中國夢。但是,我們打黑要打得準,打得準是前提,只有這樣才能起到很好的社會效果,才能構建平安中國。辯護人思考的問題是,劉漢為首的黑社會組織,從93年開始,一直到今天,才被送上審判臺,讓我深思的問題是為什么能夠在四川盤踞20年?原因無非是三個,第一,四川省的公安廳等公安機關,對黑社會的認識不夠,沒有認識到劉漢組織了黑社會;第二,有人有意識的包庇這個黑社會;第三,劉漢根本就不是黑社會。到底是什么原因?辯護人沒有充分的根據,不能像那篇大作一樣自由的想象,辯護人只是提出這個問題供大家思考。難道這個黑社會,四川省的公安機關解決不了,非得要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才能夠偵破嗎?我們要對當事人、對法律、對黨中央高度負責,嚴格執行法律,忠實于事實真相,忠實于國家法律,這是我們黨員律師對黨中央高度負責的表現。2月20日的那篇文章,以及公訴人的公訴詞,向法庭揭開了這個風云人物的黑社會內幕,我們辯護人也有責任和義務在這個莊嚴的法庭上,對于他們揭開的黑社會內幕,用法律的觀點,用證據的觀點,向法庭展示它的真正的面貌。堅決貫徹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刑事司法原則,是每一個法律人應當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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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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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此罪我的總體辯護意見為:指控劉漢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事實錯誤,適用法律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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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指控劉漢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罪屬事實認定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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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劉漢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不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是認定事實錯誤。涉黑罪的事實表現在起訴書的第5頁一直到第7頁,下面按照起訴書的順序分析如下:
(一)“1993年以來,被告人劉漢與劉維、孫曉東等人通過在四川廣漢、成都和上海、重慶等地開設賭博游戲機廳、經營建材、從事期貨交易等活動,逐步積累經濟實力”(起訴書P5)。
從以上指控可以看出,涉及違法犯罪的就是加上定語“賭博”的賭博游戲機廳,經過閱卷和法庭調查,所謂的賭博游戲機廳是93年劉建和劉維開的,不是劉漢開的,并且游戲機廳的開設是經過政府有關部門批準的,屬娛樂性質,并非賭博性質。賭博兩個字是公訴人硬塞進來的,無任何證據支持。
(二)“自1997年起,劉漢、孫曉東在四川省綿陽市注冊成立四川漢龍(集團)有限公司,并以漢龍集團及其他經濟實體為依托,伙同劉維先后網羅了唐先兵、仇德峰、劉小平、繆軍、孫華君、肖永紅和曠曉燕、陳力銘、曾建軍、文香灼、曠小坪、詹軍等人,逐步形成了以劉漢和劉維、孫曉東為首的較穩定的犯罪組織”(起訴書P5-6)。
1997年劉漢、孫曉東注冊了漢龍集團,這是沒有什么異議的問題,但指控二人以漢龍集團為依托,伙同劉維網羅了被告人唐先兵、曠曉燕等人,形成較穩定的犯罪組織,則純屬無稽之談。
“網羅”是一個貶義詞,我不知道公訴人的真正含義是什么。公訴人表述劉漢是以漢龍集團為依托網羅了唐先兵、曠曉燕等人,可能就是把唐先兵等人招到了漢龍集團。分別來看他們到漢龍工作是否是起訴書指控的“網羅”:
1、唐先兵是98年由漢龍集團下屬的小島公司田偉等人招聘到公司當保安的,并非劉漢招聘,其到漢龍工作跟劉漢沒有關系;
2、仇德峰、繆軍、肖永紅到漢龍公司都是孫曉東招聘到公司的,跟劉漢沒有關系;
3、劉小平到漢龍工作是基于姐弟關系,到漢龍幫劉漢管理財務,系正常工作關系,并非所謂的“網羅”;
4、孫華君非漢龍集團員工,是孫曉東的胞兄,與漢龍集團沒有關系,與劉漢更無關系??蹕?、陳力銘、曾建軍、文香灼、曠小坪等人皆是跟著劉維的,與漢龍集團沒有關系,與劉漢不認識。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起訴書指控的劉漢“網羅”他人沒有事實根據,是錯誤的。
(三)“該組織人數眾多,組織者、領導者明確,骨干成員固定。劉漢、劉維、孫曉東為該組織的組織、領導者;被告人唐先兵、劉小平、孫華君、繆軍和曠曉燕、陳力銘、曾建軍、文香灼、曠小坪、詹軍等10人為骨干成員;被告人劉崗、李波、車大勇、仇德峰、肖永紅和王雷、田先偉、桓立柱、劉光輝、鐘昌華、王萬洪、張偉、曾建、袁紹林、張東華、孫長兵、閔杰、李君國、黃謀、田偉等20人為一般成員。該組織內部分工明確,劉漢負責決策和指揮整個組織的運轉,孫曉東負責執行劉漢指示及漢龍集團日常經營管理,劉小平負責漢龍集團財務管理,通過漢龍集團及其關聯企業的經營活動聚斂錢財,以商養黑;劉維主要負責領導曾建軍、陳力銘、文香灼等人充當打手或保鏢,為該組織排擠打擊對手,以黑護商、該組織為維護自身利益并實現排擠對手、確立非法地位的目的,逐步形成了成員必須服從指揮、‘為公司利益要敢打、敢沖,出了事公司會負責’、‘要是公司遇到事了,打架要打贏,要勇敢一點’、‘表現好的有重用,不好的被開除’以及‘哥老倌帶小弟,小弟服從大哥指揮’等不成文的規約和紀律”(起訴書P6)。
1、按照起訴書的指控“形成了人數眾多的、有三個級別的、33人組成的黑社會組織”,只是一個籠統的概括,被指控的涉黑成員是怎么進入這個組織的?和劉漢的是什么關系等這些內容從指控中均未有所體現。按照公訴人的邏輯,整個組織是有層級的,劉漢不可能對這二十多個人都負責,那么下面第二層級的人誰向他匯報了這個組織有哪些人加入了?通過什么程序加入的?通過案卷材料和庭審辯護人沒有找到指控的依據。這個涉黑組織存不存在?如果存在,怎么形成的?與劉漢有什么關系,均不清楚。
2、“劉漢負責決策和指揮整個組織的運行”。整個案件按照起訴書的指控一共有29起犯罪事實。在所有這些指控中,按照公訴人的說法,只有槍殺王永成案件是劉漢向孫曉東指示要殺掉,其他的哪一起是劉漢組織的或指揮實施的?整個組織的運轉情況他具體掌握多少,他負責多少,他又做了些什么?從案卷材料和庭審情況來看,沒有證據予以證明。即便是王永成案,辯護人認為也并非劉漢指揮,與劉漢無關,此內容將在個案中進行詳細分析?!傲鹺焊涸鵓霾吆橢富誘鱟櫓腦誦小筆且瘓涿揮兄ぞ葜С諾目棧?。
3、“孫曉東負責執行劉漢指示及漢龍集團日常管理”,由這句指控可以看出孫曉東是負責兩個問題,一是執行劉漢的指示,二是日常管理活動。
(1)負責日常管理活動辯護人沒有意見,作為漢龍集團的執行總裁,負責日常管理屬正常工作職責,無可厚非。起訴書也沒有指控漢龍集團是黑社會,孫曉東負責公司管理是正常的。
(2)執行劉漢的指示,指示指的是什么,是公司經營方面的指示?還是黑社會老大對老二的指示?是否是對整個黑社會組織運轉的指示?不清楚、不明確。
4、“劉小平負責漢龍集團財務管理”這句話不錯,但是,“通過漢龍集團及其關聯企業的經營活動聚斂錢財”,這是公訴人強加給她的不實之詞。在漢龍集團管理財務,為漢龍集團的經濟利益服務,這是事實,但這種行為是否是所謂的“聚斂錢財”呢?聚斂錢財是典型的貶義,本案是指為黑社會組織聚斂錢財。到目前為止,根據在案證據材料和庭審情況不能證實她明知劉漢組織了黑社會組織或者說是犯罪組織,只證實她為漢龍集團的財務管理進行了一些負責的工作。為黑社會組織聚斂錢財,是沒有任何證據支持的。
5、該組織要求“為公司利益要敢打、敢沖”,“公司遇到事了,打架要打贏”,“表現好的有重用,不好的被開除”,這是對組織規約的描述,我們對其進行一下分析:
首先是有沒有敢打敢沖要打贏的規約。公訴人認定這一規約的成立,確實有些被告人供述有這一規約。但這些人的供述都是抽象的表述,沒有任何一人是具體說清公司何時、何地、何場合規定的或發布的。而且沒有任何書面的表達形式,這樣的證據是證明不了規約的存在的。
其次,即使這個規約存在,這個規約是誰提出的?是否劉漢提出的?和劉漢有什么關系?供述有規約的被告人中,大部分人只稱是公司規定的,部分人稱是孫曉東提出的,只有孫曉東說是劉漢提出的,但未說出劉漢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僅表述是根據劉漢的性格判斷出來的,這種口供能稱得上我們刑事訴訟的證據內容嗎?
再其次,即使這個規約存在,起訴書說的很清楚是“為公司利益要敢打敢沖,” 庭審中,公訴人也明確表示漢龍集團并非指控的黑社會組織,那么為了公司的利益敢打敢沖與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敢打敢沖是有本質區別的,不應也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即為公司敢打敢沖不等于為黑社會敢打敢沖??鑾?,起訴指控的30名黑社會成員,不都是公司的員工,其中孫華君、曠曉燕、陳力銘等19人不是公司成員。公司要求員工敢打敢沖,但無權力要求18名非公司人員也敢打敢沖。就是說“為公司利益敢打敢沖”只能是公司的規約,不能成為所謂的黑社會組織的規約。
最后,關于“表現好的有重用,不好的被開除”存在以下問題:
1、根據各被告人的供述,所謂的表現好,指的是唐先兵、仇德峰“敢打敢沖”,提拔指的是去開車。根據在案證據材料,二人在沒有實施這些犯罪行為之前,因為公司缺司機,就已經讓他們去駕校學開車了,也正因為是在駕校學習,所以仇德峰和唐先兵才認識了,才有了熊偉這個案件的發生。并非發生重大犯罪以后,敢打敢沖、表現好,劉漢及公司給予他們的獎勵,此事實認定錯誤。
2、這個案件在提訊中,幾乎所有的人都談到了一個典型,表現不好被開除的典型---張壯志。即在紅頂事件中史扁拿槍對準劉漢的頭,他有槍也不出手,所以把他開除了。不管是認識他的人,不認識他的人,不管是漢龍公司的人,還是劉維這一伙人,統統提這個例子,怎么這些人對表現不好被開除的認知度這么高度一致?他們又都是從何得知的這個情況?
關于此內容張壯志說得非常好(第91卷58頁)“在進電梯準備下去的時候,我看見孫曉東當著劉漢的面哭了,進了電梯,孫曉東就罵我,說我沒有血性,不敢站出來?;ご蟾?,說他對不起漢哥”。稱自己帶著個保鏢在劉漢身邊,還沒有起到?;ち鹺旱淖饔?。所以張壯志說,“受到批評以后,就把我開除了”。由其證言可以看出,開除張壯志不是劉漢的行為,是孫曉東那番聲淚俱下的悔恨后,表現的一種對劉漢負責的姿態,所以這不是規約的問題,更不是所謂的“表現不好被開除”的典型。
3、關于規約,還有一個“哥佬倌帶小弟,小弟服從大哥指揮”的紀律。對這個紀律,辯護人認為:首先存不存在這個紀律,因為證實這條紀律的被告人均抽象地供述上述一句話。這句話是何時、何地、何場合,何人提出的均無表述。這種證據是不可信的。其次,這句話是在川渝地區廣為流傳的下級服從上級的俗話,不是黑惡組織專用語言。下級服從上級就是在合法組織內也是正常的組織紀律。再其次,即使這句話存在,也是劉維一伙人的明確規定,劉漢、孫曉東等公司人員沒有這樣規定,因此,只能算劉維一伙人的紀律,不能強加給劉漢等,更不能上升為所謂黑社會組織的紀律。
(四)“該組織通過有組織地實施犯罪活動或者其他手段獲取巨額經濟利益,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從1993年開始,劉漢、劉維、孫曉東等人先后在四川省廣漢市、成都市、什邡市、綿陽市等地實施開設賭場、敲詐勒索、串通投標、騙取貸款等非法斂財行為。劉漢和劉維等人還分別依托漢龍集團和四川省廣漢市乙源九九實業有限公司、四川省廣漢市乙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廣漢市乙源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等經濟實體的經營活動,不斷壯大經濟實力,獲得了巨額資產。所獲利益,部分用于購買刀具、槍支、彈藥和車輛等作案工具,為組織成員提供逃跑經費、給予經濟補償、發放工資獎金、償還賭債、購買住房和租房等,以籠絡人心、強化控制和維系組織生存發展”(起訴書P6-7)。
通過違法犯罪活動取得了這么多經濟利益,對于這些經濟利益,重點是用途:用于支撐這個組織的存在,用于支持這個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結合案卷材料,指控支持犯罪的就是給這些人跑路的經費、發工資、買房。但辯護人認為這些行為并非劉漢的行為,與劉漢無關。被指控的黑老大是三個人,對三個人的行為必須要分清,該是誰的就是誰的,不能移花接木,抽象的認定。繆軍的妻子黃梅買房的15萬,黃梅的證言說得很清楚,是孫曉東派肖永紅給送來的,非劉漢的行為,也無證據證明劉漢對此情況知曉。至于跑路的經費、以及在逃期間仍發放工資的情況,系孫曉東的個人行為,無證據證明系漢龍集團發放,更無證據證明系劉漢授權發放。關于購買槍支、彈藥,均是8個被告人為個人的目的,個人出資秘密購買的,與公司無關,與劉漢更無任何關系,甚至與所謂的黑社會組織無關。
(五)“該組織為維護其非法利益,樹立非法權威,排除競爭對手,以暴力、威脅等手段,有組織地大肆進行故意殺人、故意傷害……造成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起訴書P7)。
在認定以上犯罪系組織犯罪時,需分清個人犯罪與組織犯罪的界限,不能人為的將二者混淆。如實施犯罪的目的是為了組織的利益,為了組織稱霸一方的目的,可以算作組織犯罪,如果在實施犯罪的時候沒有這個目的,純粹是為了個人利益或恩怨,就不應當算作是為了組織利益而實施的,為個人犯罪。此內容辯護人將在個罪中再進行詳細的表述。
(六)“該組織大肆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稱霸一方。通過打壓競爭對手,壟斷……嚴重破壞經濟秩序和社會生活秩序,社會危害極大”(起訴書P7)。
稱霸一方、壟斷經營的問題,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在哪個地方稱霸,又壟斷了哪個行業?起訴書并未明確。根據起訴書的指控,我們只能判斷是壟斷了廣漢市的賭博游戲機廳等地下賭場。
其次,在所謂的壟斷時間段內,是不是都是違法的?開庭時劉維說他們辦了四證,是經過政府許可的,是合法經營。另外,游戲機前面加上賭博兩個字,根據是什么?具體的賭博行為又是什么?游戲機本身是供大家娛樂、精神享受的,可加上賭博兩個字性質就完全不一樣了,認定是賭博性質游戲機的行為是什么?證據是什么?到現在為止辯護人只聽到了一個概念,沒有具體內容。
再次,在這個時段內,廣漢的地下賭場有多少?地下賭場如果有50家,劉維僅開了2、3家,能夠算構成壟斷嗎?另外,壟斷靠的是什么行為?公訴人提到槍殺周政,但是不是除掉周政就解決問題了呢?明顯不成立。
最后還有一個問題,即使是壟斷了地下賭場,是誰的行為?是不是我的當事人劉漢的行為?辯護人反復強調,是誰犯的罪就是誰的罪?當然若是黑老大,要對全案負責,可是我們認定行為的時候要明確,認定行為和追究刑事責任是兩回事,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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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對起訴書的分析,辯護人認為公訴人指控劉漢犯涉黑罪的事實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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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控劉漢等涉黑法律適用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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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從起訴書以及事實的角度對本案進行分析,下面從法律的角度進一步對本案進行分析:辯護人認為指控劉漢犯涉黑罪屬法律適用不當,劉漢不構成涉黑罪。
提到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認定標準,都知道刑法規定的四個特征。四個特征是否正確?當然正確,但是辯護人認為還不夠。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原文為“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應當同時具備以下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四個特征僅僅是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標準,而非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標準,所以我們要對此加以區分。根據四個特征認定這個組織是黑社會性質組織以后,還要進一步的論證是否構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認定犯罪的基本條件大家都知道,即犯罪構成四要件,特別是主觀要件。主觀要件是明知問題,組織者的動機是組織這些人稱霸一方,形成一個犯罪組織,參加者必須明知是參加一個以實施違法犯罪為主要活動的組織,缺乏這個主觀要件就達不到構成犯罪的標準。
下面首先按照四個特征去分析本案中是否形成了黑社會性質組織:
(一)組織特征(基本特征)
組織特征我們要考慮三點:1、人數較多,叫眾多性;2、形成穩定的組織,叫穩定性;3、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和骨干成員,叫嚴密性。關于眾多性,因本案指控的涉黑組織人數達33人之多,此處不再進行分析,僅對穩定性和嚴密性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1、穩定性
穩定性的意思就是這些被控涉黑的人員不是時分時合,偶爾為某個違法犯罪活動糾結在一起,而是在一個地區較長時間的在一起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穩定性到目前為止是涉黑罪當中最難認定的。因為既沒有法律規定,又沒有成熟的經驗。我根據個人的理解,主要是3看:
第一,看關系。組織成員之間互相不認識能算穩定嗎?按照公訴人公訴詞中的觀點,不要求所有的涉黑成員之間都互相認識,因黑社會性質組織是有層級的,不可能互相之間都認識。辯護人認可這種觀點,但最起碼黑老大應該認識骨干成員吧?骨干成員之間應該互相認識吧?如果這點都做不到,那所謂的組織能算穩定嗎?通過法庭調查查明的事實,本案恰恰不符合這個特點,具體表現在:
(1)孫華君
與其他骨干成員的關系:
①唐先兵,認識,只是認識;
②劉小平,認識,關系一般;
③繆?軍,認識,有往來;
④曠曉燕,認識,關系一般;
⑤陳力銘,認識,關系一般;
⑥曾建軍,不認識;
⑦文香灼,不認識;
⑧曠小坪,只是認識;
⑨詹?軍,只是認識。
與一般參加者的關系:
其當庭供述,一般參加者其認識一半,關系都是一般。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雖然所謂的骨干成員除曾建軍和文香灼外其都認識,但供述要么關系一般,要么僅僅只是認識,并非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骨干成員間的關系;在一般參加者中其更是有一半都不認識,很難說符合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特征的穩定性。
(2)繆軍
通過辯護人的詢問,繆軍與其他所謂組織成員之間的關系如下:
與其他骨干成員的關系:
①唐先兵,認識,因都在公司上班;
②劉小平,認識,但沒什么關系;
③孫華君,認識,但離開后聯系不多;
④曠曉燕,不認識;
⑤陳力銘,認識,因都是廣漢的,沒有往來;
⑥曾建軍,認識,不熟;
⑦文香灼,不認識;
⑧曠小坪,不認識;
⑨詹?軍,認識,工作關系。
與一般參加者的關系:
在20個一般成員中,其僅認識田偉、肖永紅、車大勇和仇德峰,占20個人的20%,其中田偉為工作關系。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作為被指控的骨干成員,剩余的9個骨干成員,繆軍認識5個,但認識的5個人中,要么是基于工作關系,要么都是廣漢人,系老鄉關系,且除孫華君外,其他基本不熟或沒有關系,而跟孫華君的關系是因在進公司前為孫華君員工,且離開孫華君后就聯系不多;在20個一般成員中,繆軍認識的更是僅占20%,其余皆不認識。由以上內容可以看出,雖被指控為骨干成員,但對于組織成員繆軍僅認識寥寥數人,達不到黑社會組織的穩定性要求。
(3)仇德峰
與骨干成員的關系:
①唐先兵,認識,關系挺好的;
②劉小平,認識,幾乎話都說不上;
③孫華君,認識,幾乎沒見過面;
④繆?軍,認識,以前在小島負責管理;
⑤曠曉燕,不認識;
⑥陳力銘,不認識;
⑦曾建軍,不認識;
⑧文香灼,不認識;
⑨曠小坪,不認識;
⑩詹?軍,2000年認識的,幾乎沒有個人交往。
與其他一般參加者的關系:
認識王雷、桓立柱、肖永紅、李波、車大勇,其他不認識。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作為被指控的一般成員,對骨干成員,其有50%都不認識,認識的人當中除唐先兵外,其他的幾乎沒有個人交往,更談不上關系密切。而跟唐先兵的關系根據在案證據材料,系因二人共同工作,且共同去駕校學車,所以熟一些,但這種熟并非基于黑社會成員之間的熟悉;對于20個一般參加者,其認識的也僅占25%,并且認識的人基于漢龍集團的工作關系,其他均不認識。由此可以看出,仇德峰對組織成員的認知也達不到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穩定性要求。
(4)唐先兵
據其當庭供述,其在小島公司工作的總時間還不到一年,對公司的很多人更是不認識,因此無論是骨干成員還是一般參加者,除了仇德峰和肖永紅外其皆不認識,作為所謂的骨干成員,對被指控的30多名被告僅認識兩人,能說具有組織的穩定性嗎?
(5)劉崗
根據庭審中劉崗的供述,其對10個骨干成員都認識,但是是因為其跟隨劉漢做保鏢認識的,并非參加組織活動認識的。
關于一般參加者,其認識李波、車大勇、仇德峰、肖永紅和王雷,僅占所有參加者的25%。
由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劉崗對組織成員的認知也達不到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穩定性要求。
(6)劉小平
作為劉漢的姐姐,其對被指控的涉黑人員的認知僅限于劉漢身邊的人,即劉漢的司機等人,且其作為漢龍集團的前財務總監,對漢龍集團的管理系履行正常的工作職責,未參與被指控的除財務有關的案件外的任何案件,因此其在漢龍的工作內容不應被認定為涉黑犯罪的穩定性問題。
(7)李波
關于骨干成員,其當庭供述認識曾建軍、孫華君、繆軍、唐先兵,其他的都只知道是廣漢的,沒有交道,而對于一般參加者,其供述認識肖永紅、車大勇、田偉,僅占所有參加者的15%,其他的都不認識。從以上認識比例來看,也達不到穩定性的要求。
(8)車大勇
與骨干成員的關系:
①唐先兵,認識,關系一般;
②劉小平,不認識;
③孫華君,認識,關系一般;
④繆?軍,認識,關系一般;
⑤曠曉燕,不認識;
⑥陳力銘,不認識;
⑦曾建軍,不認識;
⑧文香灼,不認識;
⑨曠小坪,不認識;
⑩詹 ?軍,不認識。
與其他一般參加者的關系:
認識劉崗、李波、車大勇、仇德峰、肖永紅,且系員工關系,其他不認識。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10個骨干成員,其認識3個,僅占30%,且不熟;20個一般參加者,其認識5個,且為員工關系,僅占25%,達不到穩定性的要求。
(9)肖永紅
關于10個骨干成員,其當庭供述均認識,但只是認識,并供述10個人屬于孫曉東這邊的圈子,自己跟所謂的骨干成員接觸少。關于20個一般參加者,其供述有一半不認識,認識的因為都是廣漢的,沒有什么具體的交情。從其當庭供述可以看出,其對所謂組織成員的認識并非基于組織的領導或組織關系,且跟他們之間的關系僅是認識而已,接觸少,跟一般參加者之間更是有一半都不認識,故也不符合組織特征的穩定性特征。
(10)劉漢
與骨干成員的關系:
①唐先兵,2002年認識的,只知道叫小唐;
②劉小平,姐姐,為公司管理財務;
③孫華君,不熟、不了解;
④繆?軍,孫曉東叫過來開過幾個月車;
⑤曠曉燕,2007年認識的,打高爾夫的球友;
⑥陳力銘,小的時候就認識,但沒有任何交往;
⑦曾建軍,1997年袁寶璟案后給自己開過幾天車;
⑧文香灼,不認識;
⑨曠小坪,劉維過生日見過;
⑩詹 ?軍,自己的司機、管家,2009年離開的。
與一般參加者的關系:
僅認識仇德峰、肖永紅、王雷、桓立柱和田偉,且仇德峰、肖永紅和王雷均為自己家里的司機。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雖然劉漢對所謂的骨干成員除文香灼外都認識,但從其對認識的表述不難看出,認識的人要么只是見過,不熟,要么是自己的司機,要么就是認識,但沒有任何交道。從以上的認識原因可以看出,劉漢對這些人的認識并非基于黑老大對下屬第二層級的人員的認識,而是基于工作關系或僅僅見過面的關系,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上下級關系的認識截然不同;對于一般參加者,劉漢更是認識的僅占25%,且五個人中有三個為自己的司機,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領導者對成員的認識完全不同,因此也不符合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特征的穩定性特征。
(11)曾建軍
與其他骨干成員的關系:
①唐先兵,不認識;
②劉小平,看到過,沒說過話;
③孫華君,認識,說不上關系;
④繆?軍,認識,關系一般,九幾年接觸多一些;
⑤曠曉燕,認識,僅限于認識;
⑥陳力銘,認識,接觸多一些;
⑦文香灼,認識,一般朋友;
⑧曠小坪,僅限于認識;
⑨詹?軍,認識,但沒關系。
與一般參加者的關系:
據其當庭供述,在一般參加者中,其認識車大勇、肖永紅、曾建、閔杰、李建國、袁紹林,占所有參加者的30%,其他不認識,認識的人中曾建、閔杰和李君國接觸多一些,占所有參加者的15%。
從以上比例可以看出,對骨干成員的認知,雖然除唐先兵外其皆供述認識,但同時可以看出其所謂的認識僅僅是認識而已,談不上關系,其對組織成員的認知也達不到黑社會性質犯罪的組織特征的穩定性。
(12)文香灼
與其他骨干成員的關系:
①唐先兵,不認識;
②劉小平,不認識;
③孫華君,不認識,面都沒見過;
④繆?軍,不認識;
⑤曠曉燕,認識,限于吃個飯喝個茶的關系;
⑥陳力銘,認識,來往不多;
⑦曾建軍,認識,都是廣漢的,關系不是很到的關系;
⑧曠小坪,認識,都是廣漢的,朋友關系;
⑨詹?軍,不認識。
與一般參加者的關系:
其供述認識肖永紅、袁紹林和張東華,占所有參加者的15%,同時表明認識肖永紅是因為都是廣漢的,而張東華雖認識,但接觸不多。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對于所謂的骨干成員,其僅認識9個當中的4個,連一般都不到,并且即便是認識,也僅僅是一般朋友關系,聯系并不緊密,在一般參加者中,其更是認識寥寥,不符合組織特征的穩定性特征。
(13)曠小坪
與骨干成員的關系:
①唐先兵,不認識;
②劉小平,不認識;
③孫華君,不認識;
④繆?軍,不認識;
⑤曠曉燕,認識,是自己哥哥;
⑥陳力銘,認識,沒有接觸;
⑦曾建軍,認識,沒有關系;
⑧文香灼,認識,關系可以;
⑨詹?軍,不認識。
與其他一般參加者的關系:
據其當庭供述,其認識袁紹林、張東華和李君國,占所有一般參加者的15%,同時又表明袁紹林雖然認識,但沒有關系,李君國只是知道,沒有接觸。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骨干成員其僅認識4個,占其他9個骨干成員的一半都不到,并且4個人中關系可以的僅文香灼一個人,其他三個一個是自己哥哥,一個沒有接觸,一個沒有關系;參加者中認識的也僅15%,不符合組織特征的穩定性特征。
(14)王雷
與骨干成員的關系:
①唐先兵,認識,通過仇德峰認識的,接觸不多;
②劉小平,認識,公司領導;
③孫華君,見過,沒任何交往;
④繆?軍,不認識;
⑤曠曉燕,見過,無交流;
⑥陳力銘,聽說過,能認出來,沒交往;
⑦曾建軍,不認識;
⑧文香灼,不認識;
⑨曠小坪,聽說過;
⑩詹?軍,工作關系,個人沒往來。
與其他一般參加者的關系:
認識仇德峰、肖永紅和桓立柱,其他均不認識,和仇德峰個人往來基本沒有,和肖永紅沒有過多交流,和桓立柱沒有私人交情,工作上的關系。
在骨干成員中,王雷雖然供述認識6個,但6個人中2個僅為聽說過,2個為見過,沒有交往,2個為認識,但無個人往來;在一般參加者中,王雷僅認識三個,占所有一般參加者的15%,且即便認識,也基本無個人往來。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王雷多所謂組織成員的認知也不符合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特征的穩定性特征。
(15)陳力銘
與其他骨干成員的關系:
①唐先兵,不認識;
②劉小平,不認識;
③孫華君,認識;
④繆?軍, 不認識;
⑤曠曉燕,認識;
⑥曾建軍,認識;
⑦文香灼,認識,劉維兄弟;
⑧曠小坪,不認識;
⑨詹?軍,認識。
與一般參加者的關系:
據其當庭供述,其認識肖永紅、王雷、桓立柱、鐘昌華、王萬洪和李君國,占所有參加者的30%,同時表示對于肖永紅都是廣漢的,只是認識,和王雷、桓立柱沒什么往來,李君國只是認識。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對于骨干成員,其僅認識5個,并且認識也是因為是劉維的兄弟,所以才認識,一般參加者也只認識30%,達不到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特征的穩定性特征。
(16)鐘昌華
與骨干成員的關系:
①唐先兵,不認識;
②劉小平,不認識;
③孫華君,不認識;
④繆?軍,不認識;
⑤曠曉燕,不認識;
⑥陳力銘,認識;
⑦曾建軍,和劉維一塊來酒店見過兩次;
⑧文香灼,不認識;
⑨曠小坪,不認識;
⑩詹?軍,不認識。
與其他一般參加者的關系:
據其當庭供述,其認識王萬洪、閔杰和黃謀,占所有參加者的15%,但閔杰是小的時候一起過,沒關系,黃謀是2000年認識的,關系一般。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所謂的骨干成員其僅認識2人,且曾建軍還只是跟劉維一塊來酒店時見過兩次而已,其余都不認識,至于一般參加者,其更是僅認識3人,且關系一般,不符合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特征的穩定性特征。
以上是開庭時到庭的本案被告人對互相之間關系的認知情況,雖因本案分案審理,不能對本案被指控的所有被告一一進行詢問從而對全案的被告人之間的關系進行梳理,但通過以上到案被告人相互間關系的總結應可反映出本案的面貌,所謂的組織成員之間多不認識,即便認識也僅僅限于認識的層面而已,無進一步的交往,更談不上關系,不符合黑社會犯罪組織特征的穩定性特征。
第二,看共有時間??疾焓欠穹獻櫓卣魑榷ㄐ緣牡詼齜矯媸強醋櫓稍敝淶墓燦惺奔?。
組織成員之間雖然認識了,但如果今天你在組織呆幾天,明天他在組織呆幾天,人員不停的輪換,這就不可能形成一個穩定的組織,所以要看這些涉黑人員共有時間有多長。如果在一段時間內,這些涉黑人員全部在一起,那么可以說具有穩定性,否則很難說形成了穩定的組織。按照起訴書的指控,所謂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是以漢龍集團及其它經濟實體為依托的,那么我們來看一下被告人中在漢龍集團工作的人員的共有時間是怎么樣的:
?
漢龍集團涉案人員在職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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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在職時間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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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
 
 
2007
 
?
 
 
2006
 
?
 
 
2005
 
?
 
 
2004
?
?
 
 
2003
?
 
 
 
2002
?
 
2001
 
?
 
?
2000
 
?
 
1999
 
?
 
 
1998
 
 
 
1997
?
 
 
 
 
1996
 
 
 
 
 
1995
 
 
 
 
 
 
1994
 
 
 
 
 
 
 
1993
 
 
 
 
 
 
 
 
被告人
唐先兵
繆軍
詹軍
車大勇
肖永紅
王雷
桓立柱
田偉
劉小平
備注:1、此表根據卷宗材料得出;
????? ?2、“★”表示相關被告人在職。
由上表可以看出,各被告人在漢龍集團工作的時間共有時間并不一致,人員流動頻繁,并不符合穩定性特征的共有時間要求。
非公司員工的涉黑人員流動性更大,他們的共有時間更少,也不可能形成穩定組織。
第三,看行為,主要是看被控的這些違法犯罪行為究竟是誰參加,如果幾乎都是涉黑成員參加的,那么可以斷定具有穩定性。如果各個犯罪都不是由同一批人參與,那么就不能認為有穩定性。
本案被控的29起涉黑犯罪,按照起訴書指控可以看出實際上是三伙人實施的:
(1)劉維等人,包括劉維、陳力銘、鐘昌華、黃謀、王萬洪、曠曉燕、劉光輝、曠小坪、張東華、田先偉、文香灼、袁紹林、孫長兵、曾建軍、曾建、閔杰、李君國、張偉,他們實施犯罪14起。實際上本案的絕大部分犯罪特別是暴力犯罪,是劉維及他的手下17人實施的犯罪;
(2)以孫華君為首的人,包括孫華君、劉崗、繆軍、李波,只不過是孫華君出于對自己弟弟孫曉東的關心,有的時候讓繆軍到公司去,有的時候讓劉崗去,他們僅實施1起犯罪;
(3)漢龍集團的人,包括唐先兵、劉小平、繆軍(雙重身份)、詹軍、車大勇、仇德峰、肖永紅、王雷、桓立柱、田偉,他們共實施犯罪8起。
第1伙人和第3伙人交叉犯罪6起。
經過法庭的調查,從證據角度看,漢龍集團這伙人和劉維這伙人被控的6起是不存在的。
其中的一個典型就是卡卡都事件,仇德峰去報復的原因是起訴書第14頁所描述的“因深受劉漢、劉維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為公司利益敢打敢沖’等暴力文化的浸淫,為逞強爭霸,仇德峰起意報復”。仇德峰和劉漢他們是一個公司的,受未受到劉漢暴力文化的影響暫且不論,但他和劉維是不接觸的,怎么受到劉維的暴力文化的影響?起訴書的指控有羅織罪名之嫌。
暴力文化是這個案件的法寶之一,就是通過暴力文化把劉維、劉漢聯系在一起的。仇德峰決定報復的那一刻他想到了什么?想到劉漢和劉維了嗎?想到暴力文化了嗎?想到要為公司利益服務了嗎?沒有,仇德峰當庭說得很清楚,他沒有想到那么多。能夠認定劉漢和劉維共同作案的幾乎用的都是這種生拉硬扯的方法,通過這樣聯系到一起的,就是不懂法律的人也覺得說不過去,太牽強了。漢龍集團的行為、這些涉案人員的行為和劉維第1伙人是沒有關系的。
以上只是列舉了6起案件中的一起作為例子來說明,其他的5起也與此相同。從起訴書的指控來看,本案涉案的三伙人,都是獨立工作的。比如說熊偉案件,是公司的涉案人員干的,周政則純粹是劉維一伙干的,1.10案是劉維一伙人干的。三伙人是相互獨立的,彼此之間沒有關系。
綜合以上分析,本案根本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組織,而是三個人三伙人根據不同的情況,為了三伙人各自的目的而實施的各種不同的違法犯罪行為,這三伙人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組織,是多個不同的人為他們各自的目的而實施的多個共同犯罪的集合體。
通過以上分析,辯護人認為這個案件的第一性即組織特征的穩定性是不符合法律要求的。
2、嚴密性
嚴密性包括兩點:形成三個層級和有規約、紀律。
(1)關于形成三個層級的問題。
上已述及本案存在三伙人,他們的組織者、領導者都是誰?有一個不言而喻的情況,說是劉漢。根據座談會紀要規定,“組織者、領導者是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發起者、創建者,或者在組織中處于領導地位,對整個組織及其運行的活動起到決策、指揮、協調、管理作用”。劉漢什么時候發起成立了一個稱霸一方的黑社會組織?他又什么時候創建了這個組織?什么時候網羅了那么一大幫人?通過在案證據來看,不要說那些一般參加者,就連10個骨干成員他也沒有網羅。
說到對整個組織的決策作用,劉維等18人的犯罪是劉漢組織、指揮的嗎?這個結論是明確的,沒有。該案把劉漢作為組織者、領導者,缺乏法律規定的內容。對劉維他沒有指揮,那么它對漢龍公司的這些涉案人員的違法犯罪活動是否進行了指揮?本案的另一個法寶,就是孫曉東,證實劉漢指示殺王永成。對劉漢來說,劉漢已經把公司的管理權交給了孫曉東處理,他做什么呢?我們可以看以下證據:
①孫曉東的證言:“劉漢的主要精力放在經商上面”(23P8); “我到綿陽做生意以后,跟劉漢很少在一起”(35P134);
②車大勇的證言:“劉漢很少來公司辦公,平時漢龍集團大大小小的事務基本上都是孫曉東全權負責”(33P21);
③劉漢的供述:“97年漢龍集團成立以后,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股票和期貨上面,行政方面的事我都交給孫曉東管,特別是綿陽地區”(15P48);
④仇德峰的證言:“孫曉東在綿陽地區是絕對權威”(12P64);
⑤孫華君的證言,“95年前我經常見到劉漢,以后我就很少見到”。
從以上證據可以看出,劉漢對公司的具體事務根本不管理,所有的事務都交給孫曉東來做。以上只是案卷材料中的一部分,在案還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此事實。
劉漢從95年起就投股票和期貨,且干的很順利,僅96年就掙幾個億。凡是玩股票和期貨的都清楚,投股票、期貨很順利的,還有投其他行業的必要嗎?還有通過違法犯罪去掙大錢的必要嗎?
整個公司劉漢不負責管理,那么被指控的涉黑組織他做了什么呢?庭審中劉漢自己說的話辯護人很贊同:“除了孫曉東之外,這31個涉黑成員有一個指控我劉漢安排他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嗎?”,所以辯護人認為認定劉漢是這個組織集團的組織者、領導者,缺乏具體的事實和證據。
對于參加者,辯護人有兩點意見:
①積極參加者,座談會紀要規定:“積極參加者是指受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領導和管理,多次積極參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在活動中起突出作用的”。根據起訴書的指控,孫華君只有一次犯罪行為,即王永成案,只參加了一次黑社會行為就是積極參加者嗎?他自己都說不知道參加什么犯罪組織,他也沒有說自己知道劉漢、劉維、孫曉東組織了一個以犯罪為主業的人數眾多的犯罪組織。就一起犯罪活動,這符合座談會紀要的規定嗎?根本不符合!除孫華君外,還有文香灼,文香灼也是被控只有一起犯罪活動,這能叫積極參加者嗎?曠小坪也是被控一起,也是積極參加嗎?所以辯護人認為我們一定要按照法律規定的標準,客觀的給予認定;
②一般參加者,按照座談會紀要的規定,是指“其他接受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領導和管理的犯罪分子”。但無論怎么規定,也不能說僅僅參加了一次黑社會犯罪行為就是參加了,而且其自身的主觀狀態是什么,是否認識到是一個人數眾多、以犯罪為主業的組織呢?這個也是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通過庭審情況可以看出,當庭的這些黑社會成員,以及出庭的其它分案的黑社會成員,只要一出庭就認識得很清楚了,不管他們參加了多么嚴重的犯罪行為,就算是殺人案,也不等于就是黑社會。
(2)規約、紀律問題
經過2月20日那篇大作的宣傳,我接觸的很多人都說這個案件殺人多,是典型的黑社會,提審人員也這么表述。辯護人認為我們對黑社會應該要準確的理解,黑社會的成立有可能殺人案件多,因為黑社會是暴力集團,但反過來看,殺人多絕不等同于就是黑社會。所以積極參加者也好,一般參加者也好,我們需要明確他們的主觀判斷是什么?他們的行為是什么?李波、車大勇、仇德峰、田先偉、桓立柱、鐘昌華、張偉、曾建、孫長兵、閔杰、李君國都只有一起犯罪,就認定為參加黑社會,那么他們參加黑社會的主觀動機是什么?行為是什么?在犯罪中的作用是什么?這一系列問題均需要一一查明。本案一共有16人只參加了一起案件,就被認定為參加了黑社會,辯護人認為是不合適的,也不符合黑社會性質犯罪的特征。
辯護人完全贊同打擊黑社會,但前提是要打得準,不能黑打,更要避免錯打。辯護人的意見是該定何罪就認定為何罪,不要生拉硬扯,不能一定要拔高到黑社會罪。辯護人認為不構成黑社會罪,但并不否認他們構成其他罪,該定什么罪就定什么罪。一定要嚴格地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
最后,在組織特征方面,我們應當客觀的評價,這33個人的問題,是否組成了一個黑社會性質組織?是否符合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特征?辯護人認為要有3個區分:1、把劉漢和劉維區分開來;2、把劉漢和孫曉東區別開來;3、把漢龍集團和所謂被控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區別開來。因為這三個區別是我們這個案件是否構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關鍵:
第一,把劉漢和劉維區分開來
專案組也好,控方也好,通通都提到劉氏兄弟,把劉漢和劉維緊緊捆在一起,只要接觸這個案件的人,都會看得到這些行為主要是劉維做的,跟劉漢沒有關系,后來把劉漢納入這個案件之中,納入九條人命當中,只有把他們兩個人捆在一起說劉氏兄弟才能達到這個目的,但辯護人認為將兩人捆綁在一起是錯誤的:
首先,我們看劉維的性格。庭審中劉維說:“我的性格和劉漢、劉坤不一樣,我非常倔強,他們兩個的話我不聽,我母親的話我還是聽的”;其次,在和劉漢、劉小平的交往上,他談到,94年劉漢和劉小平干預他的婚事,他極為不滿,因此十年沒有交往。
辯護人已經在法庭調查階段向法庭提出,劉維說問他媽媽劉漢回沒回來,他媽媽說沒回來,所以他就說機器很忙,把劉漢比作機器。這一點說明劉漢,別說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活動他沒有時間進行指揮、策劃,漢龍集團他都交給孫曉東管理。他連家都很少回,和親兄弟一年僅僅見幾次面。他在做他喜歡的期貨,他的精力是放在經商上,是期貨及其他投資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劉維的活動他清楚嗎?劉漢指使劉維實施了任何一起違法犯罪事實嗎?經過兩周的法庭調查證明是不存在的。當然他們之間也有些交往,比如說,劉維說劉漢向他借錢,但是是借,借多少還多少。他也派人?;ち鹺?,有的是公開?;?,有的是暗中?;?,甚至持槍?;?,當然這種?;な粑シǚ缸鐨形?,但是拿槍劉漢是不知情的。這種?;ば形喬仔值苤淝濁櫚謀硐?,絕非黑老二對黑老大的?;?。公訴人沒有任何證據把他們之間的交往的親情原因予以排除。此外的交往為豐谷酒業,豐谷酒業的代理權給誰都可以,那么給自己的親弟弟,讓其走正道,合法經營,靠勞動賺錢有何不可?并且劉漢給劉維沒有任何方面的優惠,和給其他人的待遇是一樣的。這個行為怎么能屬于黑社會組織之間的經濟往來呢?
辯護人還注意到一句話,劉維說“他自己是張揚的,但是劉漢的性格很低調”(31P21)。為什么得出這個結論呢?他說“我哥哥劉漢被袁寶璟槍殺這件事,他都沒有和我講過”。對個人來說這可以說是個天大的事,但是他跟自己的親弟弟都沒有講??梢鑰闖雋鹺旱男愿竦降資悄侵終叛锏母掖蚋頁宓男愿??還是行事低調的性格?這個小小的證據可以給予足夠的印證。
第二,把劉漢和孫曉東區別開來
將二人區別開來的理由:
①劉漢把公司的管理權都交給了孫曉東,所以孫曉東是自主的行使管理權,并不是一切在劉漢的指揮下。他們之間的關系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是黑社會性質組織中的第一位黑老大對第三位黑老大的指揮,僅僅是存在于漢龍集團內部管理人員之間的關系。到目前為止辯護人沒有看到任何證據證明他們是屬于涉黑的關系,沒有任何證據排除他們之間是屬于漢龍集團的工作關系;
②在經營理念上,劉漢要考慮企業的發展,對一些高科技的項目進行思考。比如說治水、治沙還有光電,這是他考慮的方向,但是孫曉東在這方面確確實實是落后的,受自身文化水平所限,其對新事物及高科技的接受能力遠低于劉漢,因此二人在經營理念上是有明顯差距的;
③孫曉東在管理過程中,利用其領導權力給予被指控的違法犯罪被告人經濟上的幫助,但這些劉漢是不知情的。孫曉東利用他在漢龍集團的職務之便為他指使的或者他知道的個別的犯罪人員提供幫助,是利用職務之便提供幫助,只是后來他把這些行為都推到劉漢身上而已。為什么呢?因為他們之間產生了重大的矛盾。97年袁寶案件發生,劉漢根據各方面原因推斷,懷疑系孫曉東、肖永紅所為,因此派張軍到綿陽進行負責。此行為引起了孫曉東的極大不滿,因此孫曉東不顧兩人多年的感情和信任,在公開場合向大家講這些問題,此事實陳龍的證言說得很清楚。而后又發生了劉漢向法庭陳述的孫華君帶人到公司去要工資的行為。假設孫華君真的有這種行為,那么和他弟弟的不滿情緒有關。劉漢還發現孫曉東涉及其他犯罪問題,為了公司的利益,他除了采取派張軍替代孫曉東外,還采取進一步組織措施,即勸孫曉東離開公司,劉漢還向四川省公安廳舉報了孫曉東可能去殺酒瘋子和村霸的問題,考慮到和孫曉東的關系,劉漢沒有寫孫曉東,而是舉報的孫華君和繆軍。這些內容劉漢的口供中已經證明得非常清楚,只是專案組不想去查實。因此,孫曉東和劉漢之間存在尖銳的矛盾,雖然庭審中孫曉東否認了這點,但通過在案的證據材料已足以證明。
基于以上原因,我們應當把孫曉東和劉漢區別開來,孫曉東的行為不等于是劉漢的行為。
第三,把漢龍集團和被控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區別開來
要把漢龍集團和被控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區分開,否則會把公司的組織關系跟黑社會的組織關系混同。庭審中,公訴人與辯護人關于此問題達成了共識,二者并非同一體。這是本案開庭最值得人滿意的問題。
孫曉東和劉漢是漢龍集團公司內部管理人員之間的關系,而不是黑社會性質組織中黑老大對黑老三的關系。劉小平是公司財務管理人員,她所做的事情僅僅對公司的財務工作負責,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她是為黑社會組織管理財務,聚斂錢財,所以混在一起是不客觀的。
我們在辦理黑社會案件中,幾乎都出現了把合法的經濟組織當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做法,因此法庭對此問題要給予高度的重視。
以上為關于本案組織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本案被指控的黑社會性質組織不符合刑法規定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特征。
(二)經濟特征(必備特征)
經濟特征中所反映的經濟實力必須是這個組織的經濟實力,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而不是合法經濟體的,考察經濟特征要考慮三個要素:即經濟實力的所得、所有和所用:
1、所得
從起訴書的指控看不出所謂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經濟來源是什么。庭審中,公訴人也認可漢龍集團并非黑社會性質組織,因此漢龍的經濟實力并非指控的黑社會組織的經濟實力,不可將二者混淆。辯護人認為關于指控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經濟來源本案沒有充足的證據予以證明。
2、所有
本案中指控的斂財、以商養黑是黑社會的財產的表現和證據在什么地方?到現在為止不清楚。公訴人說了很多,孫曉東拿出很多錢給這些犯罪的人提供方便,不管是事前還是事后,但這個錢都是漢龍集團的,難道漢龍集團替黑社會性質組織保管和管理財務嗎?即便像孫曉東說的向劉漢匯報了,這個錢物的所有權也是漢龍集團的,經濟特征首先考慮所有權問題,是否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本案找不到這個證據。
3、所用
經濟特征最重要的不是所有權的問題,而是用途問題,即所用。所謂的經濟實力是否是為了支持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存在而用,是否是為違法犯罪行為所用?結合本案,按照公訴人指控的思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被告人在職期間的工資,辯護人認為工資是他們和漢龍集團勞務關系形成的,是勞動法規定必須發的,不是給黑社會成員發工資,是正常的勞動所得,不涉及犯罪問題;第二部分是給違法犯罪行為提供資助。但辯護人認為,不管是事先還是事后的幫助,這些行為具體表現的都是孫曉東利用其職務便利的行為。繆軍在逃期間,給繆軍15萬買房,送給他妻子黃梅手上的是孫曉東安排的。劉漢給這些人送錢了嗎?給其他人送錢了嗎?答案是否定的。當然,這里面有一個不確定的就是給劉維,但辯護人認為給劉維的錢屬于親兄弟間的資助,與涉黑沒有關系,即便認定為犯罪,也僅為窩藏類的犯罪,上升不到涉黑的高度。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指控的涉黑組織不具有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經濟特征。
(三)行為特征(必備特征)
關于行為特征,辯護人將在個罪中進行分析。
(四)危害性特征(本質特征)
危害性特征就是公訴人所說的非法控制特征。它是涉黑犯罪的本質特征,是區別于其他任何犯罪的重要特征。如果沒有這個特征,無稱霸一方的故意和行為,那么則僅能是某一個具體的犯罪,所以我們要高度重視這個特征。
危害性特征,是稱霸了一個地區或者一個行業。按照起訴書第7頁的指控,說在廣漢、綿陽、什邡等地形成了非法控制。那么在這三個地區怎么形成的非法控制?又控制了什么?不清楚。
黑社會的本質在于對社會秩序造成了影響,對當地的民生造成了影響,對政政府的職能行使造成了障礙。與黑社會相對應的是白社會,是合法的政府機關,由于黑組織的控制導致我們的政府不能履行自己的行政職權,造成了社會秩序的混亂。但是本案這個行為表現在哪里?證據在哪里?政府的表態又在哪里?辯護人沒有看到。指控的所謂案件事實是需要證據支持的,不是寫在起訴書上就可以認定的,我們一定要嚴格的用證據來說話,用證據來證明案件事實。
綜合以上分析,辯護人認為本案指控的黑社會性質組織不符合刑法規定的涉黑組織的四個特征,不構成黑社會性質組織。
下面再來看一看本案的犯罪構成問題。我們認定黑社會性質犯罪除按照刑法規定的四個特征去判斷外,還要嚴格的按照犯罪構成的四個要件去判斷,特別是主觀要件。參加黑社會罪,在刑法理論上說,應當是明知是黑社會,雖然按照座談會紀要的規定,對此認知有所降低,只要求“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組織具有一定規模,且是以實施違法犯罪為主要活動的”即可,但是通過法庭調查,哪一個涉黑成員認識到他參加了一個以犯罪為主要活動的組織?庭審中通過辯護人的發問,沒有人認為自己是參加了一個組織,甚至對自己參加組織感到莫名其妙。黑社會是否存在?是否能夠認定?要嚴格的按照法律規定的標準評判。
黑社會不是想出來的,也不是說出來的,不能為了打黑而打黑,不能為了打黑而定黑。綜合本案的全部證據材料和以上分析,辯護人認為指控劉漢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事實錯誤,法律適用不當,劉漢不構成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
第三部分、關于九條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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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指控的九條命案,分別屬殺人、傷害、非法拘禁3個罪。殺人罪,包括5起,其中既遂4起,殺死6人,即第1起熊偉,第2起周政,第3起王永成,第4起陳富偉、曾斌、阮孝龍,中止1起,史俊泉;傷害罪致尚東泉死亡1起;非法拘禁致朱靜死亡1起。下面分不同情況發表辯護意見:
一、非法拘禁致朱靜死亡案,控方在罪狀表述中,根本沒提到劉漢二字,完全是陳力銘等人的行為,在此不再贅述。
二、關于中止殺害史俊泉案
起訴書這樣描述犯罪事實“2001年10月的一天晚上,被告人劉漢等人在成都市紅頂夜總會娛樂時,與同在此處娛樂的史俊泉(外號‘史扁’)發生糾紛,劉漢遂起報復之心。2002年年初的一天,劉漢、孫曉東、劉維在一起時,孫曉東將劉漢要報復史俊泉一事告訴劉維,劉維提出要把史俊泉往死里打。爾后,劉漢提出出資人民幣1000萬元讓孫曉東找人殺死史俊泉。孫曉東從劉維處借了兩支手槍交給被告人繆軍及伍?。戇復恚?,指示殺死史俊泉,并從公司拿出人民幣20萬元交給繆軍、伍健作為作案費用。繆軍、伍健遂安排被告人唐先兵和易軍、龔登勤(均另案處理)參與作案。繆軍、伍健等人購買了車輛等作案工具后,在成都市尋找史俊泉未果。后劉漢等人放棄殺人行動”(起訴書P13-14)。
這其中關鍵的語言是“劉漢提出出資人民幣1000萬元讓孫曉東找人殺死史俊泉”。這句話的證據是孫曉東證實。這是一孤證,其合法性、客觀性在王永成案中詳細說明,在此不贅述。需提醒法庭的是,孫曉東除了上述證實外,還證實,史俊泉闖入他們的娛樂包房,無故把手槍頂在劉漢的前額上,劉漢仍沉著應對,孫曉東對此很過意不去,要報復史,劉漢卻說,都是朋友,他喝多了。到底誰想報復甚至殺人不是一目了然的嗎?因此,盡管控方認定是劉漢中止犯罪,但仍屬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三、其他4起殺人既遂和1起傷害致死案,劉漢均未直接參與,但控方均在犯罪起因、預謀上指控劉漢參與,具體有三種情況:
(一)受劉漢暴力文化影響,產生殺人動機
1、殺人罪第1起,唐先兵殺害熊偉案。該事實涉及劉漢的就是一句話:唐先兵被熊偉打傷后,“按照劉漢在組織中所倡導的‘為公司利益要敢打敢沖,打架要打贏’的影響,起意要報復熊偉”后持刀刺死熊偉。
首先,唐先兵在開庭時陳述這句話是在專案組毆打威逼下供述的,自己根本沒提到暴力文化。當時剛來公司上班,不知道有暴力文化,只是自己和熊偉關系較好,熊偉卻下狠手打自己,且年輕氣盛,自己決定報復的。
其次,暴力文化是否存在?即使存在與劉漢有何關系?前面在涉黑罪中已說清,是不能認定的,起碼不能認定與劉漢有關。
再次,即使是劉漢提出的暴力文化,唐先兵受此影響產生報復殺人之念,二者存在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嗎?劉漢應對唐先兵殺人行為和后果負刑事責任嗎?
2、“卡卡都”仇德峰等人傷害致死尚東泉案。該事實涉及劉漢的也只是一句話:仇德峰強迫張翼(女)陪酒,與張的朋友黃偉等發生爭執,“因深受劉漢、劉維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暴力文化的浸淫”,仇德峰起意報復,持刀誤傷尚東泉致亡。
顯然,劉漢與這起犯罪的關系同上起唐先兵殺人是一樣的。辯護意見也是相同的。劉漢與這兩起犯罪毫無關系,是完全違背事實和法律規定的,是非?;奶頻?。
(二)劉漢與被害人有恩怨關系,產生殺人動機
這種類型的有兩起殺人案
1、劉維等殺害周政案
該事實涉及劉漢的只有一句話“被害人周政因瑣事與劉漢、劉偉素有積怨”。以下就敘述劉維與周政產生矛盾,安排人槍殺周政。
我認為指控周政因瑣事與劉漢素有積怨完全是一句沒有任何事實和依據的空話。什么瑣事不清楚,找遍全卷及開庭這么多天沒找到答案。產生什么積怨又不清楚。相反卷內周政的朋友均證實周政與劉漢沒有矛盾,與劉維有矛盾。周政的朋友李勛證實(53P176):聽周政講劉漢請周政吃飯,叫周政不要與劉建、劉維為敵。周政說:我跟你漢哥不存在(矛盾),你是要你親兄弟還是要我。劉漢說如果把矛盾化解,給周政一百萬元,但周政說人活一口氣,沒答應劉漢。周政的朋友姚偉(53P187-188)、龍安治(53P167)、肖乾麟等均證實周政與劉漢沒有矛盾,是與劉維因游戲廳問題有矛盾。
因此,指控周政與劉漢有積怨是錯誤的,沒有相應證據支持的。
退一步講,即使有積怨,就等于要殺人嗎?答案應該是很明確的。而且起訴書明確地表述劉維決心干掉周政,并安排人槍殺了周政。這一切均與劉漢無任何關系。
2、劉維等殺害陳富偉等3人案。該事實涉及劉漢的也僅是一句話“陳富偉與劉漢和劉維素有矛盾”,以下講劉維決定殺掉陳富偉。
對這起殺人案的辯護意見同上。
這兩起殺人案均靠一句話把劉漢捆在犯罪之中,但是,首先積怨或矛盾是什么,何時產生,因何產生,何程度等均無任何有效證據,均是以劉氏兄弟這種抽象的語言把劉漢拉進犯罪。其次,即使有積怨也好,有矛盾也好,到產生殺機還要一個過程,兩起殺人案均無任何表述。再其次,劉維決定殺人,是他自己的行為,與劉漢沒有任何關系。故指控劉漢參與這兩起殺人案是毫無道理的。
(三)劉漢直接授意的殺人案
即王永成案。
起訴書指控的本起犯罪事實是“劉漢指使孫曉東找人將王永成‘做掉’”,并且在事后資助作案人員逃跑。辯護人的意見是:指控劉漢指使、授意孫曉東殺害王永成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具體如下:
首先,根據起訴書的指控,本案的發生原因為“王永成揚言要炸漢龍集團保齡球館”(起訴書第10頁),辯護人認為此指控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法不能認定。
根據在案證據材料,據以認定以上情節的為孫曉東的證言,孫華君和繆軍的供述。孫華君和繆軍是聽孫曉東說的,屬傳來證據。因此證明案件發生原因的就只剩下孫曉東的證言一項證據,此證據為孤證,不能僅依此一項證據就認定王永成說過要炸漢龍集團的情節真實存在,進而認定其為本案的發生原因。
此外,孫曉東自身的證言前后矛盾,不能相互印證,不能作為定案證據使用,具體如下:
1、王永成三炸的內容不一致:
(1)第59卷第30頁、第59卷第51頁表述王永成炸的目標為炸自己的車,漢龍的辦公室和保齡球館”;
(2)第59卷第36頁表述是要炸漢龍集團的辦公室和保齡球館;
(3)第23卷第17頁,第60頁均表述王永成炸的目標是漢龍集團、保齡球館和自己的車;
(4)第23卷第27頁,第33卷第2頁表述王永成炸的目標是公司、保齡球館和公司的車。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孫曉東的證言不穩定,第一次說是炸自己的車、炸漢龍的辦公室和保齡球館;后來又說要炸漢龍的辦公室和保齡球館,沒說要炸自己的車;隨后又說是要炸自己的車和漢龍集團、保齡球館和自己的車;最后又變成了要炸公司、保齡球館和公司的車,炸的對象變成了公司的車,王永成到底怎么說的,炸的內容到底是什么,案件的起因到底是什么,從孫曉東的證言中無法得出確定的結論。
2、聽誰說的“大叫花”要炸
(1)第59卷第30頁、第51頁表述說:“我在綿州賓館桑拿部陪客人孟慶山時碰到一位熟人,那位熟人對我說……”;
(2)第59卷第31頁偵查人員問“先后兩次在綿州賓館跟你說‘艾娃子的手下大叫花在街上找你,揚言要炸漢龍集團的辦公室和保齡球館’的那兩個人是誰?”,其回答說“我記不清楚了”;
(3)第23卷第17頁表述說“:是一個熟人告訴我的,叫什么不記得了”;
(4)第33卷第2頁偵查人員問“具體是誰跟你講的?”,其回答說“現在年頭長了,誰說的我記不得,記得當年不只一個人跟我說,至少有兩三個?!?/span>
(5)第59卷第58頁、第78頁,第23卷第60頁表述“這個消息我有二、三次聽人對我說過我聽說“大叫花”要炸漢龍公司、炸保齡球館、炸我的車子,我記得那剛跟我說過一回?!?/span>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孫曉東的證言不穩定,其第一次說是聽“一位熟人”說的,隨后就說“記不清楚了”;然后又說“年頭長了”“記不得”;其后又說熟人告訴的自己;最后又范范的說“聽人對我說過”,未表明是誰,但進一步表明“那剛”跟自己說過。究竟孫曉東是聽誰說的,到底有沒有“大叫花”“三炸”的揚言,以及那剛是否說過,這些內容從孫曉東供述中均得不出確定的結論。
3、什么時候引起的重視
(1)第59卷第30頁、第51頁均表述“第二天晚上,我在綿州賓館桑拿部陪客人孟慶山時又碰到一位熟人對我說……這時我才對這事認真起來”;
(2)第33卷第2頁表述“至少有兩三個,這么多人跟我說了以后,我就重視起來”;
(3)第59卷第79頁、第58頁、第23卷第61頁均表述“那剛跟我說后,我很緊張、害怕,因為他是公安局的,他要說這個話那就確有其事了”;
(4)第59卷第59頁,第23卷第61頁表述“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剛,他跟我講后我感到很緊張,才對這件事情高度重視起來”;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孫曉東關于何時對王永成要炸的內容引起重視的表述前后不一,第一次說是在第二天聽一個別人說后就引起了重視;第二次只表明兩三個人跟自己說了之后就引起了重視,未提到那剛;第三次和第四次則進一步表明是那剛跟自己說后才對事情高度重視起來,其關于同一內容的表述前后不一,不能得出一致的結論。
從以上三方面內容可以看出,孫曉東的證言前后矛盾,不具有真實性,不能得出確定的結論,不足以證明案件事實,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因證明案件以上情節的直接證據只有孫曉東的證言,孫華君和繆軍的供述均來源于孫曉東,在孫曉東的證言不具有真實性的情況下,孫華君和繆軍的供述也同樣不具有真實性,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因此關于案件的發生原因本案無證據予以證明,因王永成要炸而致案件的發生的案件起因證據不足,不能認定。
其次,指控“(孫曉東)遂將此消息告知被告人劉漢,劉漢指使孫曉東找人將王永成‘做掉’”(起訴書第10頁)證據不足,依法不能認定。
1、孫曉東將此消息告知劉漢證據不足,不能認定
同王永成要炸漢龍集團的內容一樣,證明孫曉東將此消息告知劉漢的直接證據也只有孫曉東的證言,但孫曉東的證言關于此內容的表述也仍是前后不一,不能得出一致的結論,具體表現在:
(1)第59卷第31頁,第37頁偵查人員問“你先后兩次聽別人跟你說后你是否將其情況跟劉漢匯報過”時,其回答“沒有”;
(2)第59卷第33頁偵查人員問“你得知“大叫花”被繆軍、孫華君、唐先兵等人殺害的情況后是否跟劉漢通報過”時,其回答“我跟劉漢通報過”;
(3)第59卷第51頁表述“這時我才對這事認真起來,并感到很緊張,我接著就打電話跟劉漢說了這情況,他聽我說這一情況后也感到很緊張,他叫我安排人去打聽一下“大叫花”為何要找漢龍集團的麻煩,叫他以后不要找漢龍集團的麻煩了”;
(4)第29卷第5頁、第23卷第17頁均表述“在‘大叫花’開始找我之后,我跟劉漢打電話匯報了這個事”;
(5)第33卷第2頁表述“就那兩天,我記得好像在成都的錦江賓館里,當時就我和劉漢兩個人,我跟劉漢說了何軍砍“艾娃子”手下,“艾娃子”就借這個事敲詐公司,想從公司攬工程,把“艾娃子”拒絕以后,“艾娃子”的手下“大叫花”他們到處找我們,揚言要炸公司、保齡球館和公司的車”;
(6)第59卷第59頁、第79頁,第23卷第61頁、第63頁也均表述“我把此事向劉漢匯報了,我記得那剛跟我說后我就馬上到成都錦江酒店向劉漢匯報。說了‘大叫花’要炸漢龍公司、炸保齡球館、炸我的車子,并跟他講了那剛也跟我講‘大叫花’要炸漢龍公司、炸保齡球館、炸我的車子?!?;
(7)第59卷第61頁偵查人員問“你當時是怎么跟劉漢匯報‘大叫花’這件事的”時,其回答“我對劉漢說了何軍與‘大叫花’他們發生沖突,打架的大致經過,講了‘艾娃子’以此為由想從漢龍公司攬工程被我拒絕的情況,說了‘大叫花’要炸漢龍公司、炸保齡球館、炸我的車子?!?/span>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孫曉東在是否跟劉漢匯報以及通過什么方式跟劉漢匯報上的表述前后不一致,第一次表述案發前沒有跟劉漢匯報,第二次表述是案發后跟劉漢通報的;第三次和第四次表明是案發前打電話跟劉漢匯報的;第五次和第六次又變成了案發前當面跟劉漢匯報的,第七次僅表明跟劉漢匯報的內容,通過什么方式匯報的未提到。孫曉東究竟有沒有跟劉漢匯報,什么時候匯報的,通過什么方式匯報的,從其證言中無法得出確定的結論,關于孫曉東給劉漢匯報的情節指控證據不足。
2、劉漢指使將王永成“做掉”證據不足,不能認定
(1)第59卷51頁孫曉東陳述“他(劉漢)聽我說這一情況后也感到很緊張,他叫我安排人去打聽一下‘大叫花’為何要找漢龍集團的麻煩,叫他以后不要找漢龍集團的麻煩了”;
(2)第29卷第5頁,第23卷第17頁陳述“劉漢就是要我去打聽下怎么回事”;
(3)第33卷第2頁陳述“劉漢聽了以后,讓我不要怕,找幾個人教訓一下他們”;
(4)第59卷第59頁、61頁、第80頁,第23卷第61頁、第63頁陳述“劉漢聽了以后非常生氣,讓我不要怕,找幾個人把‘大叫花’做掉,讓他們以后不要再找公司的麻煩”;
從以上孫曉東的證言可以看出,其證言前后不一致,第一次和第二次表明劉漢僅僅讓“打聽”一下;第三次變成了找幾個人“教訓”一下;第四次更進一步表明劉漢“非常生氣”,并讓把“大叫花”做掉。孫曉東的證言中劉漢的態度從輕到重,直到最后的要將對方做掉,讓人懷疑劉漢究竟有沒有表態,如有表態他的態度又是怎樣的,是讓“打聽”一下,讓“教訓”一下,還是讓“做掉”,從其前后不一的證言中不能得出確定結論,因此劉漢指使要將王永成“做掉”的指控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綜合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孫曉東證言前后矛盾,整個案件是否是劉漢授意殺掉“大叫花”,以及對方究竟是要找孫曉東個人的麻煩,還是找整個漢龍集團的矛盾等關鍵情節不穩定,前后不一,不能起到證明案件事實的作用,指控“(孫曉東)遂將此消息告知被告人劉漢,劉漢指使孫曉東找人將王永成‘做掉’”證據不足,依法不能認定。
再次,指控劉漢事后資助案犯逃跑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案發后作案人員的躲避問題,從公訴人向法庭舉證、質證的證據來看,除孫曉東一人說劉漢安排孫華君去深圳躲藏、提供經費外,無一證據證明作案人員的躲避是劉漢安排的。孫曉東的筆錄曾供述,外逃期間的費用和回來以后的費用是自己給的;孫華君當庭供述,凱迪拉克轎車是借的,公司也經常有人使用,而且早已歸還,不是提供獎勵。因此關于劉漢事后資助逃亡的情節依法不能認定。
從事前沒向劉漢報告,到向劉漢報告,從劉漢只讓孫曉東打聽一下,到授意孫曉東做掉大叫花,孫曉東是用17次供述才形成的。這到底是像其他狡猾抵賴的人犯表現出的正常的心理反應,還是受到提訊人員威逼形成的??乇縊講思ち業畝鑰?,控方認為前者,辯方認為極可能是后者。因為,孫是從新加坡主動回國投案的,他應當對自己的犯罪如實盡快講清,才能爭取為自首,才能從輕處理,但他為什么一直扛到第17次提審才說清?這完全不符合一個投案自首人犯的心理狀態。搞清這個問題并不難,只要依法調取孫的17次全程訊問錄音錄像即可清楚。但非常遺憾的是辯護人要求了十余次,審判長也未答復。在這種情況下,僅憑孫的這種非常不穩定不可靠的唯一的一個證據就認定劉漢授意孫曉東殺人,是十分可怕的,危險的!
本案共9條命案,劉漢均未直接參與,專案組要想把劉漢定為命案,只有在預謀策劃階段下功夫。在8條命案中,絞盡腦汁也不能把劉漢拉進來,只有殺害王永成案,是孫曉東策劃安排的,并且孫是唯一接近劉漢的人,同時,二人已產生尖銳的矛盾,孫非常有可能為保自己的命而嫁禍劉漢。當然他從給劉漢當司機到任公司董事長,畢竟跟隨劉漢17年,很難立刻產生嫁禍劉漢的想法,在被訊問的初期,說真話,但的外界的影響下,逐漸發生變化,開始編造事實,嫁禍劉漢。當然假的就是假的,必然出現自己的口供前后矛盾,與他人口供甚至與親哥哥口供矛盾的問題。
孫曉東口供的不合法、不真實問題在法庭調查階段辯護人已講過,在此不贅述。辯護人最后強調的是殺人動機問題。公訴人認定殺人動機是“孫曉東聽說王永成揚言要炸漢龍集團保齡球館,遂將此消息告訴劉漢,劉漢指使孫曉東找人將王永成‘做掉’”。因揚言炸公司的保齡球館就決心殺掉他,這個殺人理由讓人很難相信。
首先,王永成炸保齡球館,是聽誰說的?孫曉東多次供述后,才確定為那剛,但專案組沒有找其核實,“聽說”也不確實。而且保齡球館不是獨立的建筑物,在一個五星級酒店里,王永成敢去炸嗎?對不確實的消息,劉漢能輕易相信嗎?
其次,身價百億的劉漢,可能因失去一個保齡球館就起殺意嗎?
再次,劉漢的精力放在期貨和長遠投資上,把公司的日常事務都交給孫曉東管理,公司的人事主管是誰劉漢都不知道。對這種炸保齡球館而且是聽說的傳言,有必要向劉漢匯報嗎?
其實,炸保齡球館只是孫的一個托詞,孫曉東在綿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但艾娃子不甘于人下,為了壓制孫曉東,利用手下的人被孫的人何軍毆打的機會向孫發難。孫不示弱,先找被告人肖永紅報復艾娃子,肖深知二人的能力和矛盾,借故推辭,孫才找孫華君、繆軍報復艾娃子手下王永成。孫曉東是殺害王永成的主謀,又是劉漢黑社會的組織、領導者之一,本應與劉漢、劉維一起起訴,卻被“另案處理”。但2月20日起訴的7個案件中均無孫曉東,由被告人身份變成共同作案人,致使控、辯、審三方都無法向其發問,特別是辯方的質證權無法實現。經辯方多次申請,特別是劉漢采取極端方式迫使法庭答應孫曉東出庭,但不允許辯方問孫如何到案,現關在何處,另案的罪名是什么等問題。孫曉東這一出庭,儼然成了證人。孫出庭后又秘密的消失。至今不知為什么對其另案處理?另案是如何處理的?
綜合以上內容,辯護人認為王永成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劉漢指使、授意他人實施了此起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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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全部分析,辯護人認為,指控劉漢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法律適用不當,劉漢不構成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涉案的9條命案均與劉漢無關,劉漢不應對其承擔責任。關于本案的其他罪名,以張律師的辯護意見為準。請合議庭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對劉漢作出公平、公正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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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咸寧市中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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